因此，天然气改革带来的油服企业兼并机会，以及水价调整带来的智能水表行业的投资性机会，值得关注。

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将增大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国内需求的巨大潜力不断释放，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要抓好财税体制改革，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与此同时，进退并举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机制和强化环保、能耗、技术标准，淘汰过剩落后产能，加快培育和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还将开辟出新的产业发展空间，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均为7.7%，与以往两位数高速增长比较，速度明显降低。从供给看，随着制造业因产能过剩增速放缓，促使资源和要素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对增长的支撑作用将逐步增强。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都会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调整过程。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高于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加之服务消费和信息消费等新兴增长点和新型消费业态不断形成，为拓展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它指出，中等收入国家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继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之后，于2007年出版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提出的。到201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大体是1000美元以下为低收入阶段，1000～4000美元为中低收入阶段，4000～12500美元为中高收入阶段，之后则为高收入阶段。故这也是和世界银行自1987年以来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4类相衔接的。这个报告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

但世界银行援引的Garret报告使用的只是1980—2000年这20年的数据。用世界银行报告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实现经济起飞的机制与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机制有着根本区别。

特别是对比拉美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后令人失望的表现，东亚5个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罕见地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同时，东亚另五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都也已经赶上了拉美8国。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如果对二战以来所有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3个阶段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做比较，我们发现，中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在总体上也并不低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因此，比较意义上的中高收入陷阱也并不存在。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库提供的214个国家1961—2011年GDP增长及低、中、高收入分类的汇总统计数据，在这半个世纪的跨度上，我们看到，低收入国家并未表现出比中等收入国家更快的增长，中等收入国家也未表现出比高收入国家更慢的增长。由于安德森选取的样本范围比较小，不少人认为他责疑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还不充分。

但危机过后，东亚经济体的表现依然非常出色，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的报告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延伸探讨。即一个国家可能较易实现从中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的转变，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变就不容易了。世行1993年的《东亚奇迹》试图解释8个表现出众的亚洲经济体的惊人经济成就（即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当时未包括中国大陆）。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成立的基础，如前所述，是相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更慢些。

这是缘于相对比重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暗含假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人均收入不仅在某些阶段上、而且会始终一致走向趋同，应当说这是一个还没有被证明的命题。与之相比较，从欧美开始并逐步扩散到全球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开启以后，人均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上了一个甚至几个台阶。

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的四个经济体（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陷入泥沼之中。但是，如果把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相对于中低收入，在中高收入阶段的增长会更慢，也有人提出新的责疑。

讲中等收入陷阱，前提自然是要有不同收入阶段的划分中国香港在1997年之前是英国殖民统治），但均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1]这样东亚经济体由于农村人口比例很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大，城市中又没有贫民窟，从而实现了国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从这个被称为战后奇迹的东亚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都是实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新加坡高度依赖与外部资源的交换，中国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第四，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战后均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表），并以可融入的市民化奇迹般地避免了历史上早期工业化国家和现代拉美地区及南亚地区国家的普遍贫民窟现象。外出务工人员的流民化还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与拉美以及亚洲其他很多国家土地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没有或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相当不同。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的报告指出，从1950年以来，超过100万居民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香港、韩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提升到高收入行列。

世界银行2008年出版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战后25年或更长时期内实现了平均7%或更高增长速度的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有13个，其中除了马耳他这个不足50万人口的欧洲地中海旅游岛也刚达到高收入门槛外，只有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成长为真正的高收入经济体。如内生增长理论揭示，当增长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人力资本与无形资本的时候，人的普遍素质就越来越扮演中心的角色。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两个大都市经济体则通过政府超大规模地提供基本国民住宅的办法，也避免了城市贫民窟。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我们人均资源状况、文化背景相近的东亚成功现代化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这样人的城市化市民化就为经济和人力资本的不断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合以上五条，我们可以看到，以上五个东亚经济体所做到的，恰恰是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报告的标题，即可持续增长与包容式发展。在经过后来集体化的曲折和弯路之后，80年代初的家庭土地承包是一场最公平的均分土地运动，对于后来农产品供给的丰裕、农民逐步从土地上解放也起了奠基的作用。东亚经验的第二条，也是我国做的最成功之处。

资源来源：新加坡统计局《HDB Annual Report 2008/2009》，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屋统计数字2012》   华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华侨学院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东亚奇迹 。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已经从世界上最平等的分布状况变成世界主要大国中最不平等的国家。

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又恰恰是最难做到的。全球经验表明，贫富差距悬殊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能平稳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内部的剧烈冲突、社会动荡和经济折腾，这显然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

这与同为中等收入的中东地区国家战乱不断、社会不稳，以及拉美地区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大幅摇摆、恶性通货膨胀不断等形成鲜明对照。因为二战以后，搞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也很多，但成功现代化的却是凤毛麟角。

不过，正如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总结的，坚守这些新古典理论的建议对于增长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赶上发达国家。第二，除新加坡、中国香港为城市经济体，无农村土地和农民问题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战后均由于各自的特殊条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土地的分配较为平均，为其后的工业化起飞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新加坡当时也被认为是典型的民主外壳下的威权统治。这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的城市社会转型的发展中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就意味着要能在大大减少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发展规模经济的现代农业，同时又能保证农村转移人口能够普遍就业、住有所居和融入城市，平等地享受市民权利。

第三，虽然这五个经济体均非典型的欧美民主体制模式（日本战后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期间，是在民主外壳下的自民党55年一党执政体制。东亚经验的第三条，即有效和有为的政府，一方面以发展主义为导向积极推动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另一方面提供经济追赶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如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财政金融政策的稳定性，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巨幅震荡，应当说也正是中国的强项和过去的成功之处。

这样往往是农民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大了又返乡种田。即除了沙特阿拉伯这个特殊的产油国之外，二战后实现了从低收入直接跨越进高收入的就只是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亚洲四小龙。

由于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废除和进行根本改革，中国的城市化长期以来走了一条农民进城离乡不离土的道路，就是农民进城武务工之后，仍然不改变农民身份和保有家乡的土地，城市户籍也不对其开放。这种低成本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帮助中国以成本优势成为世界工厂。